广西:用好“周转池” 编制活起来******
广西建立编制周转机制,解决中小学教职工缺编难题——
用好“周转池” 编制活起来
近日,广西北海市建立全市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周转池”,形成“全市一体、余缺调剂、精准投放”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机制。目前,通过“周转池”共为市本级、海城区和银海区补充了264个中小学教职工周转编制,有效化解了编制闲置和编制不足的结构性矛盾。
针对广西中小学教师编制保障历史欠账较多的困境,按照广西党委编委的部署,党委编办会同教育、财政、人社等部门制定出台了《建立编制“周转池”制度推动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全面达到国家标准的实施方案》,依托大数据管理手段在全区范围内统筹近6万个事业编制,在秋季开学前全部投放到各地中小学,实现区、市、县全面达标,历史性解决中小学教职工缺编问题。
“大数据”统筹建“周转池”
南宁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人数多,“入学难”一直是群众反映较集中的焦点问题。为破解这一难题,“十三五”时期,南宁市共建成投入使用公办中小学105所,但编制紧缺问题依然难以解决。
2020年,南宁市委编办通过回收调剂事业单位空编、核定“聘用教师控制数”等方式,为全市中小学增核了7000多个编制控制数。2021年,南宁市把破解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紧缺问题作为缓解“入学难”问题的着眼点和着力点,核查中小学事业编制缺口,抓住广西党委编办探索建立编制“周转池”的有利时机,争取到9977个中小学教职工周转编制。
今年9月,南宁市将9977个中小学教职工周转编制全部下达到市本级中小学和县(市、区),“入学难”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广西在不改变各级各事业单位编制数的前提下,把“沉淀”的空编“使用权”汇集起来,调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有效解决了“无米下锅”的问题。
“区、市、县”联动整体调控
2021年,柳州市建立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周转池”制度,并将4394个“周转池”事业编制全部投放至全市各级中小学,专用于中小学教师用编保障。
2021年,在柳州高中—柳城中学教共体开展“市招县用”编制管理改革试点,从柳城县统筹10个教师编制,由市委编委按照有关规定核定给柳州高中使用,柳高派出10名优秀骨干教师到柳城中学支教帮扶,形成“组团式”长效合作,达到整体帮扶提升、互惠共赢效果。
广西根据全区各地在校学生总量变化情况,探索中小学编制实行“基础编+周转编”管理模式,每2—3年重新核定编制并回收和重新分配周转编制。市、县建立灵活的用编用人调配机制,按学年动态调整周转编制配备,推动“县管校聘”管理改革,优化区域内编制资源和师资力量均衡配置。
柳州市创设教师“市招县用”新模式。在蓄满编制总“周转池”的同时,广西采取“区、市、县”三级联动管理,由单一“周转池”联通为“周转池”网络,做到自治区层面整体调控,各市、县分级下达使用,精确调节分配到校,形成“全区一体、余缺调剂、周转使用”的中小学教职工编制管理新机制。
全程跟踪让周转编制“放得出、收得回、转得动”
梧州市一所高中因学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要引进3名“双一流”人才,但学校核定编制已满编,无法引进,便向编制“周转池”提出申请。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基础编+周转编”的管理模式,批准该校“借走”3个周转编制使用,等该校有空余编制时再归还,解决了因事业编制紧缺制约教师队伍发展的问题,打通了学校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堵点。
周转编制的“生命力”在于周转,广西对周转编制实行从“放出”到“收回”再到“轮转”的全过程跟踪调控,确保周转编制“放得出、收得回、转得动”,为“周转池”配上灵活的调配“阀门”。
同时,明确中小学教职工周转编制专编专用,不得挪作他用,中小学只有在核定的事业编制满编或超编情况下,才能申请使用周转编制。使用周转编制的中小学事业编制出现空编后,使用周转编制的人员即转为使用核定的事业编制,通过强化规范管理,确保周转编制“放得出”。
为提高编制使用效率,当已使用周转编制的中小学出现空编时,系统会自动预警,自动收回所分配的周转编制,返回到“周转池”中,确保“周转池”有充足的编制存量供全区中小学循环使用,依托技术创新确保周转编制“收得回”。周转编制的使用由市、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意见,同级党委编办对周转编制的使用进行实时监测、实时预警、效益分析,在分配的限额内实施精准调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依据分配到校的周转编制指导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动态调整岗位设置,确保周转编制“转得动”。(本报记者 周仕敏)
47家房企仅2家销售增长,逆袭靠的是什么?******
1月份以来,各大房企陆续披露了2022年的销售情况。截至1月16日,以克而瑞发布的2022年全年销售榜序列为参考,目前已有47家上市房企发布了2022年全年的未经审核经营数据,其中同比降幅在50%以上的房企数量多达25家。
不过,仍有开发商取得了亮眼的成绩,越秀地产与仁恒置地成为行业内唯二全年销售业绩保持同比增长的企业,增幅分别为8.6%、14.3%。
其中,越秀地产在2022年完成合约销售额1250.3亿元,超额完成全年1235亿的目标,也是TOP20房企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企业。事实上,2022年4月以来,越秀地产基本上每个月的销售业绩都保持着同比向上,9月份的同比增幅更是高达178%。
明源不动产研究院认为,背靠国资委和广州地铁,越秀地产获取了许多地段、资源良好的优质项目,并形成了TOD开发模式。数据显示,越秀地产的TOD类型项目在2022年上半年实现销售额120.7亿,同比增长58.8%。
在房地产蒙眼狂奔的年代,国企往往受制于包括负债率在内的多重要求,在规模扩张方面处于劣势。随着2020年下半年“三道红线”等规定的出台,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负债保持在低水平的国资背景开发商反而获得了相对更大的加杠杆空间,使其得以在行业下行周期中能更好地把握机会,获取更多好项目。
据海通证券研报,2020年以来,越秀地产的总借贷规模保持增长的态势,从2020年末的约678亿元增长至2021年末的约755亿元,并进一步上涨至2022年上半年末的约845亿元,这一指标较2021年同期增长约12%。该机构认为,国企开发商加大借债规模,是因为其销售增长高于平均水平,愿意积极收购新地。
越秀地产也正是在这一期间保持着颇高的拿地力度。据克而瑞统计,2021年在18个城市共新增37幅土地,新增投资总建筑面积达918万平方米;2022年上半年也累计新获取了16幅土地,建筑面积近346万平方米。在2021年和2022年上半年,越秀地产的拿地销售比分别达到0.76和0.67,远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投资强度可见一斑。
同时,由于行业的持续下探,土地市场竞争明显减弱,使得尚有余力的开发商得以“捡漏”优质地块。越秀地产便在广州2022年的第四批集中供地中,以底价41.16亿元拿下两宗地块,其中一宗位于宅地断供多年的海珠滨江西板块。
某华南房企人士向记者分析,“在行业下行期内,拿得多,位置又好,优质货值上去了,销售额自然也就上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2022年7月份“停贷潮”的影响下,出于对项目停工的担忧,国央企背景成为开发商的一项关键优势。据一TOP20房企内部人士透露,“‘停贷潮’影响了大家对民企的信心,认为民企的交付可能会出问题,因此更愿意去买国央企的房子。”
这也促使央国企背景的开发商表现在2022年下半年获得了更好业绩表现,例如在2022年12月,保利发展、华润置地的合约销售额同比增幅分别为55.76%、9.8%。
对于不追求规模的仁恒置地来说,能够逆势向上的关键之一则是其对高端住宅市场、改善类需求的聚焦。这一定位恰契合了当前市场的主流需求。据中指院调研,2022年度进行了置业的人群中,约38%是进行改善置业,较2021年增加5个百分点,位列各大购房原因之首。
反映在仁恒置地的销售上便是颇高的销售去化率。据克而瑞数据,2022年6月末,位于上海杨浦的仁恒·海上源项目推出372套房源,吸引了近1800组客户参与认购并全部售罄,单项目销售近60亿元,单价超11万元/平方米。
仁恒置地与越秀地产相似之处在于对一二线等高能级城市的聚焦。
据仁恒置地披露,2022年,在上海、苏州、无锡、天津、新加坡五个城市中,其共实现合约预售约554.83亿元,占全年销售额的约81.5%。
而越秀地产则以大湾区为核心。明源不动产研究院数据显示,2022年前11个月,仅广州一城便为越秀地产贡献了超600亿元销售额,占全年销售的约6成,其他主力城市如杭州、长沙、苏州、武汉等也均为热点一二线城市。这些热点一二线城市的高韧性,让越秀、仁恒置地在今年严峻的行业环境下,承受了更小的市场冲击。
区域深耕亦是滨江集团在2022年能保持住规模、实现排名提升的关键因素之一。据滨江集团方面披露,该公司2022年全年累计实现销售金额1539亿元,同比降幅仅为9%;位列行业第13位,较2021年同期前进9位,这也是滨江集团历史最佳排名。
这其中,滨江集团在大本营杭州分别以网签金额718.05亿元和565.21亿元,继续蝉联杭州地区销售操盘榜和权益榜双料冠军。2022年,滨江更是因在杭州集中供地中挥金如土而备受关注。据克而瑞,滨江2022年拿地金额达到785.2亿,同比增加22%,布局几乎全部位于杭州。
滨江集团董事长戚金兴将此总结为“没有舍近取远”。“城市中心有地拿,就不到外围拿;杭州有地,就尽量少到浙江其他地区拿地;浙江有地,就尽量少到长三角其他区域拿地;长三角有地,就尽量不到全国其他地区拿地。”戚金兴在近期的公司年会上表示,“这样会让你的半径、你的优势充分得到体现。”戚金兴认为,尽管近来利好政策不断,但2023年的行业形势仍不容乐观,未来需要通过继续在优势城市、优势城市中的优势地段、做企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拳头”的优势产品,来保持自身竞争力。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