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决心》:打开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作者:田维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文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研究生)
十年一顾,沧桑巨变。近期CGTN推出的四集系列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新颖的主题设置、国际化的传播语态、生动的人物故事,展现了中国在过去十年里的巨变,并深入地分析了巨变背后的原因,引发了海内外受众的热烈反响。该片主要由Z世代年轻人组成主创团队,历时一年策划制作,行程四万公里,以英、法、阿、俄、西、德、葡、印地语等共15种语言版本,用一种新的思路和打开方式讲述着不一样的中国故事。其中既有现场真实记录,又有理性分析思考,用专业影像让世界读懂中国的十年蝶变之道,在中国踏上新征程之际,为全球受众打开了一扇感知中国的窗。
一直以来,以“真实性”为本质特征的纪录片,是国际传播中的“文化硬通货”,被认为是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载体。而有些国际传播纪录片因过于注重国家形象的自塑,而忽视了海外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的兴趣取向,从而导致传播效果打了折扣。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通过“酷”“钱”“暖”“未来”四个新颖的主题设置,每一集以个人故事为主导,用时代做注脚,既能涵盖这十几个方面的突出成就,又易于海外受众理解。
纪录片将厚重的中华文化底蕴及其所塑造的生活方式与思维观念,落实到当代青年人的体验与感受之中。用镜头记录下一个个传统文化重焕新生的瞬间,折射出过去十年里年青一代人心中逐渐树立起的文化自信。在《了不起的决心》中,纪录片并未堆砌展示中国文化的符号意义,而是立足当下,将视角聚焦于那些被历史文化感召并将其传承发扬的年轻人身上。片中的中国青年不仅理解传统文化之美,还在思考如何让它生生不息。纪录片团队和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共同策划了“古乐还原辛弃疾经典”,复原失传数百年的《破阵子》词牌曲调演奏和吟唱方式,并用MV的形式向世界展现宋词之美和辛弃疾所代表的中国家国情怀,在海外取得了超过百万的点击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阔步前行,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成为中国媒体的重要任务。《了不起的决心》没有延续传统政论片的宏大叙事和成就巡礼,而是以类似科普片的类型化包装,思辨性的话语方式,带领观众从深圳到合肥再到鄂尔多斯一路北上,由表及里地分析中国十年发展路上每个奇迹背后的治国理念。纪录片的思辨性语态,体现在向观众抛出问题,并带领观众抽丝剥茧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创作者试图带领观众一同探究“中国是如何应对文化、经济、发展等发展挑战的”的问题,以24组生动具体的人物故事诠释国家战略,使原本复杂的政策性问题变得通俗易懂。比如创作者从“光”出发,揭秘激光雷达和自动驾驶背后的极客生活,了解量子纠缠背后的女工程师们和那座迅速崛起的中部城市;从“温暖”入手,跟踪记录两个脊髓性肌肉萎缩症患者家庭从绝望到希望的全过程;着眼“未来”,记录沙特人感受中国物流极致体验的故事,讲述“巴西设计”的“中国制造”产生的过程。这种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世界观众阐述中国高速发展背后的中国智慧,给海外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海外传播纪录片不仅应发挥国家会客厅维度的严肃效能,同时还应顾及观赏、审美等功能。在融媒体时代,纪录片应适应移动互联网的传播特点,创新方法与策略,让世界看到中国纪录片,看懂中国纪录片,更喜欢中国纪录片,用精品力作向世界展示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了不起的决心》运用创意化、轻量化的视听语言,中和了纪录片原本的严肃气质,更加契合当下年轻网络受众的接受心理。在视听风格上,该片呈现出一种短视频的气质:充满节奏感与力量感的混剪,震撼的穿越航拍长镜头,活泼灵动的逐帧动画,创作者通过视听技巧的创意构思,为观众打造出一场视听盛宴。片中的人物也被这种影像风格赋予了一种潮酷气质,让受众感受到新时代中国人的蓬勃朝气。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纪实影像作为一种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综合艺术以及文化传播的形式,成为世界文化沟通的桥梁。纪录片《了不起的决心》运用新鲜的视角、独特的风格、真实的笔触,用纪实影像呈现时间维度中中国动态发展的过程,审视中国人积极进取的社会实践,激发海外受众的心理共鸣,不失为一次纪录片海外传播的范例。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1日 15版)
东西问·中外对话 |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对于中国,“气候经济学之父”这样赞“碳”
刘亮
当前,全球极端天气现象频发,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报告显示采取气候行动刻不容缓;新冠疫情冲击更加大了中低收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难度。面对日趋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如何破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如何增信释疑,更好地携手合作?为什么说“双碳目标”的提出进一步彰显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中国担当?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近日邀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与中新社记者刘亮就全球气候治理相关话题展开对话。
图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尼古拉斯·斯特恩勋爵(Lord Nicholas Stern)。本人供图尼古拉斯·斯特恩是“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的第一人,被誉为“气候经济学之父”。
斯特恩指出,新冠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人类所面临的风险。为更好应对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加大合作和行动力度。同时,发达国家要尽快兑现其在气候资金上的承诺。
谈及近年来中国的气候治理行动,斯特恩认为,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双碳”目标的提出则让中国迎来进一步展现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刘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基石。在您看来,各缔约方在气候治理问题上遵循这一原则的重要性何在?
斯特恩: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应该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因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它们对很大一部分的温室气体累积排放负有历史责任,并且也有资金可用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并防止全球进一步变暖,所有国家——无论富裕还是贫穷,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国家都将从可持续、有包容性和有弹性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受益。尽管在最初的框架中,绿色发展被视为一种成本更昂贵的发展模式,但如今,情况已明显有所改善。
刘亮:气候资金是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硬骨头”。此前,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但目前距第一笔气候资金仍有较大缺口。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如何更好地完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供资机制?
斯特恩:富裕国家未能履行到2020年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支持增加到1000亿美元的集体承诺,这是一种背信行为,应尽快纠正。加拿大和德国政府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简称COP)之前制定的交付计划表明,1000亿美元的目标应在2022年或2023年实现。但同样重要的是,较富裕国家当下应与较贫穷国家合作,大幅提升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投资水平。要做到这点,各方需要更进一步关注融资的组成结构,为投资创造环境,这些将有助于推动发达国家在未来几年更好地兑现其承诺。
刘亮:《巴黎协定》要求建立国家自定贡献(INDC)机制。但目前弥合INDC与温控目标之间的差距仍是谈判的难点。INDC会否动摇UNFCCC“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石?在您看来,如何更好地弥合二者间的差距?
斯特恩:《巴黎协定》承诺,所有国家共同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努力将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并在本世纪下半叶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同时,科学研究也表明,将温控目标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对气候问题很关键。但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与这些目标并不一致,所有国家需要共同努力,进一步彰显承诺的雄心。
刘亮: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取得里程碑式的突破。在此过程中,中国也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您看来,中国过去和现在在气候治理问题上的表现有何不同?这种身份的转变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中国在持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尤其在过去几年,中国作出不少承诺。如承诺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并停止为其他国家的燃煤发电站提供资金等。与此同时,中国的作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起到的榜样作用也至关重要。
当前,中国迎来了进一步展现自己气候治理担当的好时机。如果中国能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这将使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变得更容易,也将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好处。
资料图:光伏板刘亮:随着中国“双碳”目标的提出,外界有声音担心地方为了降能耗采取限产等激进措施,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增长。对此您如何看?
斯特恩:“双碳”目标的提出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增长。
低碳发展和经济发展并不矛盾。追求低碳目标可以以更强、更好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然而,向零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的转型确实需要妥善的管理,确保在转型过程中,要较为公平地处理富人和穷人之间,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例如,高碳企业的工人需要接受再培训,并重新分配到新的机构或单位工作等。
能源转型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并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就业机会。同时,清洁技术的投资和零碳转型的加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机遇,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
刘亮:目前距《巴黎协定》的签署已过去5年。面对疫情的暴发,您对气候变化问题是否有不同的看法?后疫情时代,气候治理有哪些问题值得关注?
斯特恩:在过去六年中,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并日益影响我们的周遭环境。
我认为,许多国家现在可以看到更可持续、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吸引力。这场疫情大流行表明,每个国家都面临着传染病、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威胁。每个国家都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为了走上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道路,我们迫切需要扩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规模。
从投资角度上看,目前,疫后经济复苏的投资是我们实现可持续、有韧性和包容性增长需要的投资方向。
刘亮:去年,COP26已在英国格拉斯哥落下帷幕。您如何评价此次大会取得的进展?这对今年的COP27大会又意味着什么?
斯特恩:COP26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包括中美两国就气候行动合作发表联合声明等。
但我们也知道,提交给COP26的经修订的国家自主贡献与《巴黎协定》的目标仍有差距,富裕国家也未能兑现到2020年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的承诺。
COP26取得的进展应促使各国在2022年底前提交更强有力的减排承诺,并共同制定一项新的气候融资计划,为未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